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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文化精神，就是先秦這種自強不息、奮斗不已的頑強精神的延續。據說秦始皇南巡衡山，舟行至湘山遭遇大風，秦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樹成光山，向湘神顯示皇帝的威力，秦始皇這種不畏天命、敢于向神靈挑戰的精神正是雄偉的萬里長城、阿房宮、十二金銅巨像、力士孟賁像的思想基礎，也就是排列齊整、聲威雄壯的秦陵俑馬所要表現的精神。漢高祖“大風起兮云飛揚”的豪邁、蒼勁的詩句表明漢代文化精神就是在這種激越、高亢的基調里行進的。漢初曾一度流行所謂“黃老之學”，但這種主柔守雌的思想并非漢代統治者的真意，而是為了適應當時形勢的權宜之計，“無為”是策略，為的是大有所為。漢武帝開始，羽翼豐滿、國力強盛于是便抗擊匈奴、交通西域，創立了不朽業績。“秦皇漢武，略輸文采”，秦漢的文化精神與雕塑風格達到了高度和諧，二者相得益彰。雕塑藝術以力量、氣勢、體積恰當地表現了這個征服自然、征服物質世界、開拓空間、占據空間的時代。這種合諧是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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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雕塑由秦漢時代統一的陽剛之美的風格分裂為兩大風格，這兩大風格如果從地域著眼可以分為南方風格與北方風格，其文化內涵則是陰柔之美與陽剛之美的風格，表現在當時最主要的佛教雕塑上是“秀骨清相”與“大丈夫之相”的分別。探索這一時期風格分裂的原因還必須聯系到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在這一時期所發生的變化來看。這是一個動蕩的時代，西晉王朝覆滅后，中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北部中國成了游牧部族爭逐、混戰的場所，南部中國則由逃亡到江南的貴族官僚建立起偏安南方的王朝，大批有高才實學、博通經史的文人學士避亂江南，對南朝文化起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魏晉玄學對南朝人產生了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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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秦漢時期人們在文化精神上表現出來的是慷慨激昂、努力奮發、以圖有所作為的話，那么南朝時期則以任其自然、隱匿山林、蔑視禮教法度、崇尚虛靜無為、講玄清談為時尚。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哲學在以征服外界環境，以發展生產，重視世俗生活為特點的秦漢時期顯不出多少影響，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受到了特別的重視。在這種背景下，中華民族原有的剛健有為的精神在南朝減弱了，顯得陰柔有余而剛健不足。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里談到，南朝士大夫搽粉涂胭脂，香料熏衣，肉柔骨脆，景侯作亂時，著羅綺，抱金玉，伏床邊等死。

縣官老爺看見驢子也心驚肉跳，說是老虎，這與《史記·游俠列傳》中秦漢時代的英武剛健的儒生形象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比！這一時期在雕塑中出現的“秀骨清相”的風格從藝術上看并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它意味著民族感性心理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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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也較之前代的雕塑顯得細致和講究，這也是藝術發展的必然階段。也正是由于風格上的分化，為中國雕塑在下一個階段形成新的統一風格奠定了基礎。其實不限于雕塑，當時在文化藝術上，南北朝時期普遍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風格。佛學家談到南北佛教的差異；學者注意到南人與北人在學風、學問方法上的不同。

史家談到南朝民歌和北朝民歌迥然相異的風格；書法家注意到南、北書法的不同風格……總的說來，在藝術方面，南方風格一般是婉約的、細膩的、秀美的；北方風格一般是豪邁的、粗獷的、壯美的；所謂“鐵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就是這兩大風格的寫照。歷史的發展常常是充滿了戲劇性的。按說南朝在學術、文藝、典章制度方面堪稱華夏正統，加之禮樂之盛，富繞的山林物產之利，都是北朝所無法比擬的；十六國以及北朝統治者自己也不敢以華夏正統自居，按說，統一中國的應是南朝人而不是北朝人，然而結果正好相反，蠻勇強悍的北朝人最后征服了南朝，統一了中國，這應該是引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