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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的文化精神是積極進取、剛健有為的。這種精神也正是《周易》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及《荀子》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現實中的表現。秦漢雕塑的風格不是偶然的，它正是這一時期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命力、強烈的開拓、征服欲望的形象寫照。它繼承了遠古以來，華夏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注重人力，與自然抗爭的崇高精神。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西方民族注重對自然的征服、改造，中華民族則表現為與自然的順應、融合。這種說法也許適合某些時代，但至少不適合先秦和秦漢時代的中華民族。如果沿著秦漢文化精神中的陽剛之氣追溯下去，就會發現早在遠古神話里就體現出了我們民族在早期的那種大氣磅礴，與自然抗爭以求生存的文化精神，如“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共工怒觸不周山”等等就是最好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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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文化精神，就是先秦這種自強不息、奮斗不已的頑強精神的延續。據說秦始皇南巡衡山，舟行至湘山遭遇大風，秦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樹成光山，向湘神顯示皇帝的威力，秦始皇這種不畏天命、敢于向神靈挑戰的精神正是雄偉的萬里長城、阿房宮、十二金銅巨像、力士孟賁像的思想基礎，也就是排列齊整、聲威雄壯的秦陵俑馬所要表現的精神。漢高祖“大風起兮云飛揚”的豪邁、蒼勁的詩句表明漢代文化精神就是在這種激越、高亢的基調里行進的。漢初曾一度流行所謂“黃老之學”，但這種主柔守雌的思想并非漢代統治者的真意，而是為了適應當時形勢的權宜之計，“無為”是策略，為的是大有所為。漢武帝開始，羽翼豐滿、國力強盛于是便抗擊匈奴、交通西域，創立了不朽業績。“秦皇漢武，略輸文采”，秦漢的文化精神與雕塑風格達到了高度和諧，二者相得益彰。雕塑藝術以力量、氣勢、體積恰當地表現了這個征服自然、征服物質世界、開拓空間、占據空間的時代。這種合諧是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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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雕塑由秦漢時代統一的陽剛之美的風格分裂為兩大風格，這兩大風格如果從地域著眼可以分為南方風格與北方風格，其文化內涵則是陰柔之美與陽剛之美的風格，表現在當時最主要的佛教雕塑上是“秀骨清相”與“大丈夫之相”的分別。探索這一時期風格分裂的原因還必須聯系到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在這一時期所發生的變化來看。這是一個動蕩的時代，西晉王朝覆滅后，中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北部中國成了游牧部族爭逐、混戰的場所，南部中國則由逃亡到江南的貴族官僚建立起偏安南方的王朝，大批有高才實學、博通經史的文人學士避亂江南，對南朝文化起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魏晉玄學對南朝人產生了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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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秦漢時期人們在文化精神上表現出來的是慷慨激昂、努力奮發、以圖有所作為的話，那么南朝時期則以任其自然、隱匿山林、蔑視禮教法度、崇尚虛靜無為、講玄清談為時尚。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哲學在以征服外界環境，以發展生產，重視世俗生活為特點的秦漢時期顯不出多少影響，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受到了特別的重視。在這種背景下，中華民族原有的剛健有為的精神在南朝減弱了，顯得陰柔有余而剛健不足。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里談到，南朝士大夫搽粉涂胭脂，香料熏衣，肉柔骨脆，景侯作亂時，著羅綺，抱金玉，伏床邊等死。縣官老爺看見驢子也心驚肉跳，說是老虎，這與《史記·游俠列傳》中秦漢時代的英武剛健的儒生形象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比！這一時期在雕塑中出現的“秀骨清相”的風格從藝術上看并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它意味著民族感性心理的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