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雕塑，徐向前對于紅軍革命的貢獻

1929年6月，徐向前受黨中央派遣，到鄂東北任紅一軍31師副師長。紅31師轄四個大隊，300來人，干部大多數是青年農民。領導這樣一個部隊，徐向前很注意發揮土生土長的“大老粗”的長處，從行軍打仗到軍民關系，處處以身作則，平易近人，和群眾打成一片。這樣，徐向前很快受到指戰員的愛戴。

徐向前剛到任不久，就遇上了敵人的三次圍剿。他總結了東江游擊戰的經驗，率領這支弱小隊伍同敵人周旋，避強擊弱，避實擊虛，多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使“羅李會剿”、“鄂豫會剿”、“徐夏會剿”相繼被粉碎，紅31師在一次次戰斗中得到鍛煉，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通過三次反圍剿，基本上奠定了他的游擊戰術。

1929年11月，在中共鄂豫邊第一次黨代會上，徐向前總結了海陸豐武裝斗爭失敗的教訓和鄂豫邊斗爭的經驗，和戴克敏、曹學楷等同志一道提出了《中共鄂豫邊關于軍事問題的決議案》。決議案規定了建軍和集中作戰、分散游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等七項游擊戰術原則，對鄂豫邊紅軍的發展壯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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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徐向前升任紅1軍副軍長兼紅1師師長，他抓住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的有利時機，率紅1師三次出擊平漢路，連克云夢、光山、羅田等縣城，取得了三戰三捷三擴編的重大勝利。徐向前的威名從此在紅軍內部和敵人當中廣泛傳開。當地群眾曾編了歌謠，慶祝這些勝利：“平漢游擊五十天，三戰三捷三擴編，紅軍聲勢震武漢，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初，紅1軍與紅15軍合編組成紅4軍，徐向前任軍參謀長，協助軍長曠繼勛指揮部隊接連挫敗國民黨軍對蘇區進行的第一、第二次“圍剿”，7月任紅四軍軍長。接著，徐向前與軍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一個月內連克英山、羅田、浠水、廣濟四城，殲敵七個多團。

1931年8月，蔣介石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周圍增兵的同時，又策劃對鄂豫皖區發動新的“圍剿”。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在這國難當頭之際，蔣介石不顧民族利益，一面繼續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一面聚集兵力蓄謀發動武裝進攻，圍攻革命新區。鄂豫皖人民在日軍侵占國土之際，仍然面臨著國民黨反動派大規模的“圍剿”。

為了統一指揮，加強紅軍建設，準備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中共中央決定由紅1軍和紅15軍組建紅四方面軍，下轄四個師、12個團，計3萬余人。由徐向前擔任總指揮兼紅4軍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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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正式成立。那一天，當宣布徐向前任總指揮時，全場掌聲雷動，一片歡騰。年僅30歲的徐總指揮，穿著平整的灰布軍裝，檢閱了部隊，顯得雄壯威武。徐總指揮檢閱后發表了簡短有力的講話，指出：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蘇區紅軍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標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鄂豫皖蘇區人民和廣大紅軍指戰員四年英勇斗爭的勝利成果。他號召全體指戰員，要團結一心，戒驕戒躁，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而努力奮斗。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從此，他的名字和紅四方面軍緊密聯系在一起。不久，徐向前組織指揮了黃安戰役、商潢戰役、蘇家埠戰役、潢光戰役，殲敵正規軍近四十個團，紅軍發展到4萬余人。

鄂豫皖紅軍力量的大發展，嚴重威脅敵人的腹心統治地區——武漢、南京等地，引起國民黨陣營的極大恐慌。蔣介石于1932年親自出馬，調集二十四個師30余萬兵力，部署第四次“圍剿”，企圖一鼓蕩平鄂豫皖根據地。此時，張國燾等人積極推行王明的“左”的路線，拒不采納徐向前同志關于休整部隊、作好反“圍剿”準備的建議，而是強令紅軍南下圍攻麻城，進逼武漢。徐向前和紅軍被張國燾捆住了手腳，不能進行擅長的運動戰，而去強行攻堅。這樣就使紅軍陷入被動地位。紅四方面軍在兩個月作戰中，行程3000里，幾乎無日不戰。紅軍多次陷入險境，徐向前臨危不懼，指揮果斷，常常使紅軍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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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寒冬，紅四方面軍1.4萬余人在徐向前總指揮的率領下，渡漢水，攀烏道，越秦嶺，戰寒風，翻越人跡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縣城，開創川陜革命根據地。

1932年2月中旬，蔣介石委任川軍副軍長田頌堯、總指揮孫震糾集三十八個團近6萬兵力，分三個縱隊，向川陜根據地發動了三路圍攻。在作戰的第一個月中，紅四方面軍收縮陣地，國民黨軍雖占巴中、南江兩地，卻付出了近8000人傷亡的代價，士氣大挫。紅四方面軍達到了遲滯和消耗敵人的目的。敵人經過一個月的休整、補充，不久又發動全線進攻。紅四方面軍在徐向前的指揮下，集中兵力，誘敵深入，放棄通江，退到通江以北地區。敵人竟以為紅四方面軍“潰不成軍”，再次展開全線進攻。紅四方面軍再次完成了收緊陣地的任務。此時，紅四方面軍集中主力部隊，在老林中開辟道路迂回敵之側后，出其不意，一舉在余家灣擊潰敵人主力。經過戰勝敵人三路圍攻的勝利戰斗，群眾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到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紅軍也得到了大大地補充，地方武裝也隨之建立起來了。

收緊陣地的戰法是徐向前的一個創新。它是一種有陣地依托的誘敵深入，是節節抗擊的誘敵深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作戰方針，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辯證法。粉碎了敵人三路圍剿后，紅四方面軍在木門召開軍事會議，總結了粉碎圍攻的經驗教訓，并提出整編隊伍，加強隊伍，提高戰斗素質，為粉碎敵人的新圍攻和發展川陜根據地作好準備。會后，紅四方面軍擴編為四個軍。徐向前任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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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底，紅四方面軍連續發起了三次進攻戰役，即儀南戰役、營渠戰役、宣達戰役，又一次粉碎了敵20余萬人的六路圍攻，取得了殲敵8萬余人的輝煌戰績。田頌堯等部受到了沉重打擊，川陜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1934年，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了戰略轉移。消息傳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都深為震動。徐向前縱觀全國紅軍的處境，感到中國革命又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關頭。他期望中央紅軍行動順利，也為紅四方面軍的前景擔憂。川陜蘇區雖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但經過十個月的戰爭消耗，徐向前和他指揮的紅軍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兵員、物力、財力短缺，大巴山下到處是荒蕪的土地，傷寒、痢疾等疾病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在這樣嚴峻形勢下，徐向前果斷提出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即依托老區，發展新區，以打擊胡宗南部為主要任務，奪取甘南成縣、康縣等地區，將川陜根據地發展為陜川甘根據地。徐向前提出更改戰略計劃，著眼于：川、陜、甘邊的胡宗南部戰斗力較強，但同四川軍閥和陜南西北軍均有矛盾，處境孤立。該部又是蔣介石的“川陜會剿”的嫡系主力部隊；甘南等地位于漢水和白龍江流域，人口較多，也較富庶，利于紅軍擺脫眼前的物資和兵員問題；依托老區，向川陜甘邊發展，進退自由，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后方作戰的危險。